在前面幾篇，我們一起了解跨性別者的困境和女性的恐懼來源，於是各位可能會發現：雙方真正的敵人並不是彼此，而是在父權威脅下的創傷結構，以及迫使女性與跨性別者丟失身體自主權的僵化體制。我們之所以一起被捲進這場風暴，並在其中不得不針鋒相對，是因為在失能的制度下，既讓取得基本權益變得困難重重，也在推動變革的同時將已經所剩無幾的安全感悉數漏接。

在上一篇，我們一起看見了跨性別者的真實傷痛，也釐清了一些誤解的來源。儘管我也認為強制手術這件事本就是不合理的，但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可以逐漸理解，並意識到現行政策的殘酷之處，那麼，我們就必須去正視社會共識的缺口。而這個缺失的部分，就是社會對立與失序的恐懼。

在上一篇，我們一起承認了女性恐懼的真實性，也釐清了恐懼的來源。儘管我也認為女性在父權結構下，本就很難不被訓練成充滿防備的樣子，但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可以往前走，更加重視女性與其他弱勢、少數群體的權益，那麼，我們就必須去正視他人的困境。而跨性別者的困境，就在於被認可為自己認同的性別，在他們的生命經驗中並不是理所當然的。

身為一個順性別者，我必須承認自己無法對跨性別朋友的處境感同身受。儘管我確實也背負一些旁人難以理解的痛苦，但我的自我認同與生理性別非常一致，這使我至少毋須為此困頓糾結，我想這是幸運的。 不過我非常明白，即便是無法全然被理解的困境，它依然是存在的。我期許自己能夠盡可能的理解他人的苦難，並讓這些能夠被看見。

同樣身一名女性，我深刻的體認那份深植於我們生命經驗中，對於安全的焦慮。 這份恐懼並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，而是來自父權社會下，我們真實經歷的騷擾、侵害，以及感到「時刻警醒、防備，都不見得能夠免於傷害」的集體創傷。

「免術換證」的爭議，在社群媒體與有心人士的操弄下，個體切身的疼痛與恐懼，往往被曲解成無知與敵意。這些負面情感透過演算法的推波助瀾，放送到彼此的面前。最終，自我防衛築起的高牆，就這樣阻斷了瞭解彼此的機會。

人的自我辯證是一個終生持續的過程，所以其實比起產生一個不可翻案的終極判決，我們或許更應該讓這場審判永遠維持在一個沒有定論的狀態。自我價值低落的人，可以想像成擁有一個吹毛求疵的檢察官，他不會放過我們身上一丁點犯錯的證據；而自我價值過剩的人，則可以想像成擁有一個王牌律師，他總是竭盡所能證明我們並沒有錯，哪怕利用法律漏洞。所以，內在法庭要能照顧自己、兼顧成長的話，我們應該設法讓律師與檢察官能勢均力敵，誰也不讓誰。

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，《愛的藝術》要談的不是什麼表面上的肉體與精神關係，所以不能把這邊的愛當作普通的喜愛、給予或建立承諾關係，而是更深層、更難以達成的動態實踐過程。為什麼現代人渴望愛，卻難以在愛裡得到親密、信任感和歸屬感？我想那是因為很多人其實是「想被愛」而不是「想去愛」。

顏翎熹議員(Molly)曾在其Po文中提到：「性權是人權之一，每個人都應享有性的權利；不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等，在法律上受一律平等之對待。」我認為是的，每個人享有性權，但似乎性權被提出來討論時，經常發生「尊重自主權」、「保障基本受益權」與「應滿足需求」兩件事情的錯置。